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朱軒堂 姚懷亮）(五)“商于六百里”是里程概念，還是地域面積？
　　最后一個問題，是“商于六百里”究竟是里程距離概念，還是區(qū)域面積的概念？
　　唐貞元七年(791)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奉命征發(fā)工役十余萬，對商于道進行過一次大規(guī)模的修治。據(jù)《唐會要》卷八十六和《冊府元龜》記載：其時，“西至藍田，東至內(nèi)鄉(xiāng)，七百余里，山阻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絕行旅，或露居糧絕，旬日不止，則往往僵臥。西華置墻立廬，又遍山通碥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滯。”其后在大中二年(848)詩人李商隱從廣西桂林掌書記任上回京，經(jīng)行商于新道時，曾以《商于新開路》為題，寫到“六百商于路，崎嶇古共聞。……更誰開捷徑，速擬上青云。”很顯然，《唐會要》《冊府元龜》和李商隱的詩所講的商于概念，都是道路長度、里程概念。據(jù)當代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考訂的《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記載，商州上距長安里數(shù)為300里，西距青泥關(在今藍田縣城附近)220里，藍田關150里，東距武關驛180里，商于驛230里(又：《史記》卷四解文穎說“武關在析縣一百七十里弘農(nóng)界)?？芍?，唐時所指的商于古道起止點有異于戰(zhàn)國時期的商于古道起止點，而藍田關——商州——武關——商于驛之間的總里程數(shù)為562里，大體接近唐時習慣所稱的“六百商于路”的傳統(tǒng)說法。另外，這一傳統(tǒng)說法啟自《史記》，出自戰(zhàn)國之際，周、秦時的長度尺寸較唐、較今都為小，今1市尺=33.3厘米，周秦時1市尺=22.5厘米，唐時1市尺=31厘米，若將這一點里程上的差異疊加上去，“六百商于路”的傳統(tǒng)說法，應該達到“盆足缽滿”的程度就毫無問題了。因此，《續(xù)修商志》的主編王廷伊才敢提筆斷言說：“商至于六百里。”
　　行文至此，似乎這個問題應當毫無懸念了，但還是這位侯甬堅先生又提出了商于“在戰(zhàn)國時代不是里程，指的是面積”的新穎觀點(侯甬堅《論唐以前武關的地理位置》，原文載《丹鳳縣志》“資料輯存”，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他在文章中說，“以往人們將于商十五邑分置在丹江上下游，是以‘商于之地方六百里’作為根據(jù)的，商州至內(nèi)鄉(xiāng)的路程為六百里，成了這種看法頗為有力的證據(jù)。其實，戰(zhàn)國時代不是指路程，指的是面積。《太平寰宇記》卷141所說‘商州本商于之地’，已含有此意。所謂于商十五邑，當以商邑為中心，都分布在武關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內(nèi)。今商丹盆地東西兩端直線距離為45公里，公路里程為51公里。寬幅(則)長短不一，一般在2至6公里之間，面積大小基本合于商于地方六百里之數(shù)。這個盆地是丹江上游面積最大的河道平川，歷史有‘百里州川’之稱。……盆地自然條件良好，較為富庶，商鞅受封后，就有人勸他‘莫貪商于之富’。秦相張儀誘楚同齊斷交，言秦國將把商于之地歸還楚國，楚國便能‘私商于以為富’。秦有商于之地，東至武關，即達楚國。此種形勢完全符合戰(zhàn)國時代的情形。至于南北朝時期的著作，如《史記集解》、《水經(jīng)注·丹水篇》以及《荊州圖幅》，多認為商于都在丹江下游地區(qū)，或者說于中(戰(zhàn)國時無此地名)在內(nèi)鄉(xiāng)縣東。應該說這些著作反映的是北方大批流民南遷過程中，南北朝時期的地理面貌，不少情況與戰(zhàn)國時代已相去甚遠，自當區(qū)別對待。”
　　侯先生的這一觀點，有一半是對的，即商于十五邑應以商丹盆地為中心，具體地講，就是以商鞅所封的商邑為中心、為龍頭、為起點，這應該是戰(zhàn)國時期歷史原貌。但侯先生講的另一半，即商鞅受封的十五邑都分布在武關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內(nèi)，這種只有“商邑”之頭，而無“于邑”之尾的斷語則顯得有點大膽武斷了，豈不知秦孝公封商鞅于商邑絕非只讓他鎮(zhèn)守邊關，而是有明顯的東進戰(zhàn)略，更何況目前尚未找到支持這一觀點的任何史料記載。至于這十五邑都是誰，也沒有見到史書記載過，哪怕有一點蛛絲馬跡也好。對此，我們只能攤出雙手嘆息歷史的無奈。六百里是里程，是面積，僅只是不同時期、站在不同角度對商于地域的解析，既然兩說皆有所持的道理和依據(jù)，還是讓它們各自流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