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三峽科研“大躍進”的上馬與下馬

　　1994年12月14日，我國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2009年三峽工程主體工程全面完工。迄今為止，三峽水利樞紐已安全運行多年，并取得了良好的經(jīng)濟、社會和生態(tài)效益。眾所周知，1986~1992年間的三峽工程重新論證為工程決策上馬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事實上，關于三峽工程泥沙、地質問題在內的眾多科研工作早在20世紀50年代“大躍進”運動中即已開始。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在肯定三峽工程必要性的同時，充分吸取林一山、李銳為代表的不同意見的合理性，提出“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三峽建設方針。同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guī)劃的意見》，作為第一個關于三峽工程的正式?jīng)Q定，三峽工程被確定暫緩，但三峽科研卻在“大躍進”聲浪中開始了。當時由國家科委三峽組組織領導的三峽科研大協(xié)作，以中科院為牽頭單位，先后有300多家單位近萬名科技人員參與其中。不過這場聲勢浩大的三峽工程科研大戲卻遺憾地無疾而終。

　　1958年4月，在周恩來指示下，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成立三峽科研領導小組（通稱“科委三峽組”），中科院副院長張勁夫為組長，國家科委與水電部各一負責人為副組長負責組織三峽工程科研大協(xié)作。6月5日至16日，在科委三峽組召集下，科學院、水利電力部、一機部、長江流域規(guī)劃委員會辦公室等共同籌備的“三峽水利樞紐科學技術研究會議”在武漢舉行，張勁夫主持會議。中國科學院、國家有關部局及其科研設計制造部、高等學校等共82個相關單位、268人與會。華羅庚、周培源、張文佑、田鴻賓、朱物華、張如屏、錢令希、張光斗等著名科學家參會，同時還有13位蘇聯(lián)專家。會后向中央報送了《關于三峽水利樞紐科學技術研究會議的報告》。根據(jù)這次會議制訂的計劃，全國共200多個單位、近萬名科技人員參加三峽工程的科研大協(xié)作。此后還召開了兩次三峽科研會議，就三峽重大科技問題和初步設計進行研討。

　　在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上，張勁夫作了報告。會議按照水利、動力、機械、綜合經(jīng)濟、地質五個專題組全面地討論了250多個有關三峽水利樞紐的科學技術研究項目及有關科學技術問題。此后合作單位之間分別簽訂了協(xié)議或制定了任務書, 確定了分工協(xié)作的關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錢令希教授在會上激動地表達了大家想創(chuàng)造三峽奇跡的共同愿望。會議期間，為了更好地理解三峽樞紐的實際情況，參會代表們還冒雨乘專輪在6月10日和11日到三峽現(xiàn)場查勘。時隔僅兩月，周恩來于8月主持黨中央北戴河會議，要求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簡稱長辦）在本年底完成《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點報告》，要為三峽工程“1961 年開工作好準備”。這次頗具躍進色彩的會議及其結論意味著在三峽工程尚未完成系統(tǒng)的基礎科研和缺乏可行性論證的情況下，三峽工程就要迫不及待地上馬了。而這種不切實際的躍進也恰恰是三峽科研本身后期下馬的根本原因。

　　1959年，三峽科研大協(xié)作在全國大規(guī)模鋪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和多個研究所的骨干力量參與其中。作為三峽科研組的成員之一的錢學森兼任中科院力學所所長，他在所內專設水輪機流體力學研究組，積極組織研制百萬千瓦量級水輪機組。當時世界上最大水輪機組也不超過20萬千瓦量級，我國官廳水庫水輪機只不過一兩萬千瓦。錢學森的水輪機方案導致工業(yè)界人士一片反對聲，認為他的想法不可思議。錢學森卻堅持己見，還專門畫了兩級式設計草圖。后來這一項目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下馬了。

　　1959年，在中蘇關系開始惡化與面臨冷戰(zhàn)的威脅下，毛澤東已在慎重考慮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的三峽工程防護，并由周恩來成立三峽防空炸科研領導小組，建立國防科委負責的三峽工程試驗站。而三門峽工程泥沙淤積所導致的嚴重后果，也令毛澤東認真思考三峽泥沙與水庫壽命問題。1960年，中央根據(jù)國內經(jīng)濟情況和戰(zhàn)爭形勢對三峽工程進行調整，放緩三峽建設，8月，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期間主持召開長江規(guī)劃會議，將三峽工作部署調整為“雄心不變，加強科研，加強人防”，三峽科研組繼續(xù)推進協(xié)作，1960年三峽科研在科學院遍地開花，例如河流研究室聯(lián)合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河渠研究所組織了三峽水庫淤積科研野外查勘；自動化研究所組織進行三峽工程升船級電力拖動與自動控制。1961年，參加三峽科研單位已達到360個。1962年12月，科委三峽組在中科院召開擴大會議，提出1963年至1972年十年科研規(guī)劃，將三峽科研工作列為重要課題之一，擬就水庫淤積、水庫預報雙水內冷大型水輪發(fā)電機組、升船機、高水頭深孔泄洪、高壓輸電技術等開展研究。

　　事實上在1962年后和“文革”期間，除國防科委負責的工程防護和長辦負責的水庫淤積及預報調度少數(shù)項目外，三峽科研已處于停滯狀態(tài)，科研大協(xié)作無疾而終。究其原因，人們對重大工程基礎科研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也不得不提。三年“困難時期”前后，國家和各單位均經(jīng)費嚴重缺乏，科研工作普遍“吃飯曬太陽”，而國家正處于“兩彈一星”攻關期，需集中力量加以保證。盡管“兩彈一星”和三峽都是關乎國家安全和長遠利益的大事，不過一旦有所沖突，三峽仍首當其沖。后來在各種復雜因素的驅使下，葛洲壩工程于1971年取代作為三峽工程配套工程，在“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方針下先行倉促開工建設。由于前期基礎科研不足和重大技術問題尚未攻克，不幸出現(xiàn)了嚴重的工程事故而停工近兩年。后來通過修改工程設計和加緊進行關鍵科研問題補充研究后復工，葛洲壩后期運行良好。

　　人們一般認為，當時國家技術水平和經(jīng)濟條件的制約是導致三峽工程未能在20世紀中期上馬的根本原因，三峽前期科研不足卻鮮有被提及?？陀^來看，雖然當年的三峽科研大協(xié)作產(chǎn)生了數(shù)量可觀的成果，并推動了三峽工程的勘測、設計工作，但不可否認的是，“大躍進”的急促冒進和“三邊”方針勢必會對三峽科研產(chǎn)生影響。倘若三峽工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馬，后果將不堪設想。如是思之，或許可啟發(fā)我們重新認識扎實的基礎科研之于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的重要性。（張志會 尚存良）

（張志會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尚存良系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