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俄國象征派詩人布洛克在長詩《十二個》(一九一八)中，力圖歌頌革命，用基督的形象“祝福”它，好象是基督引導了十二個赤衛(wèi)隊員。

　　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穿褲子的云》(一九一五)則是一篇宣揚無神論的杰作。詩人看到神的威嚴是世界一切災禍之集大成，傾訴了對上帝的憤怒的獨白。在另一長詩《人》中，馬雅可夫斯基諷刺地使用了《圣經》題材。

　　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及十六、十七世紀、十八、十九世紀的造型藝術中，以《圣經》為題材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們用藝術反映了中世紀千年黑暗之后人類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歌頌了人、人性、人的智慧、人體的美。以后幾個世紀的藝術家們也同樣用藝術反映對當代政治的態(tài)度。

　　在意大利的達芬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這三杰的作品中，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以外，還必須提到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拱頂上畫的達六百平方米的《創(chuàng)世紀》和該教堂前壁上達二百平方米的《最后的審判》這兩幅氣象萬千的空前杰作。除此之外，意大利早期文藝復興畫家喬托還畫了《猶大之吻》，三杰以后的提香畫了《納稅錢》、《瑪麗亞升天》，委羅尼茲畫了《悲泣基督》，丁多雷多畫了《磔刑》。這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子而已，其他同類的畫作還很多。如德國的里門施奈德畫了《夏娃》，丟勒畫了《四騎士》、《亞當和夏娃》、《四圣徒》，西班牙的埃爾·格列科畫了《圣徒彼得和保羅》，波蘭斯特沃施創(chuàng)作了《圣母之死》。在十七世紀，法蘭德斯的盧本斯畫了《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荷蘭的倫勃朗畫了《圣家族》、《雅各為約瑟的兒子祝福》等。

　　我們對《圣經》的態(tài)度，不應該象基督教虔誠的教徒那樣地對待它，宗教賦予這本書的神圣意義，對于我們說來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也不要把它看成是迷信的產物，應該象對待一切文化遺產一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科學的態(tài)度研究它、批判它、分析它，這才有利于研究、學習、批判地接受全部歐洲(以及世界各基督教國家的)文化遺產。因為從一個方面說，關于《圣經》的知識對于研究歐洲歷史、文學和藝術的人，對于學習、研究歐洲主要語言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